2014年11月5日，北京的天空呈现出一片另类的颜色，叫做“APEC蓝”，这种蓝色起源于一个另类的假期，叫做“APEC长假”。在这个假期，由21个国家组成的各经济体领导人、亚太地区工商界领袖和知名学者共约1500人集聚北京，就亚太区域经济增长开启新的思想动力。继美国主导的TPP谈判因关税和知识产权等分歧进入“慢车道”以来，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时隔13年后终于又进入由中国主导推进的新征途。


从包产到户到土地流转，从WTO削减关税、开放市场到APEC促进投资贸易的无关隘，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世界经济一体化，似乎如同潮水一样不可阻挡。


中国曾享有过一体化的好处，中国也为一体化透支了不可承受之重。而今，在由要素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农业、农村、农民，已经成为发展进程中不得不全方位聚焦的重量级载体。


破茧而出的时代，总是积淀着如折戟样的沉重和如翅膀般的飞功，抖落沉重翱翔飞功需要的是如炬的目光、如灯的航向。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如何避免新一轮房地产泡沫的产生？农村的现代化怎样与农民的幸福指数捆绑，而不单是将农村变成富人们养生休闲的天堂？


无疑，农村的现代化离不开土地的集约利用，因为这是实现农业高产高效的前提，是整体性提高中国农业发展水平的有效途径。但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所谓发展，永远离不开博弈和比拼，在夹缝中求生存是成千上万中国中小涉农企业的现实状态。经济一体化，怎样保护中小企业不成为国际巨头公司盘中的一碟剩菜；投资贸易无关隘与民族企业茁壮成长，政府该如何码平码正这看起来很难平衡的砝码？


APCE会议向世界阐述了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新常态”：从出口导向转入内需发展导向，从投资拉动经济转向消费拉动经济，从制造业为主的二产经济结构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三产经济结构，从以GDP增长为核心的管理型政府转向以人民生活福祉为政绩体现的服务型政府...


新，就是才开始；常态，就是长期化。新常态，无疑就是巨变之后的长期稳定状态。金融危机后，中国从狂飙突进式的发展模式中一夜醒来，认识到缺乏战略眼光的发展终究会雾失楼台，因而，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号角悠远深沉地吹响。


但是，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环境下，在不同的视角、不同利益的驱逐下，新常态也在不少地区被曲解为事实上的超常态和投机形态。超常态，就是以杠杆化猎袭实体经济，以泡沫化淹没价值化；投机形态，就是以人为扰乱正常的市场供求关系的操作方式，获得逆价值的超额收益。说到底，都是以反向的或过度的金融化将金融凌驾在实体之上！


过度的金融化会导致货币对实体经济的集中性搜刮，而以反向金融化来分配权力人资产价值会导致宏观战略的“塌方”。在土地流转和混合所有制推进的过程中，各种斑驳陆离的“改革”作法，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探索中，都是急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从制造工业向消费服务业转型，离不开6亿农民的需求依托。中国经济的所有症结归根结底是因为消费力不足，而消费力不足的指向，首先在于农民这个最大的制约群体。可以说，解决了农民的消费力问题，也就找到了农村现代化的路径，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才会有更广泛的可依赖群体；而解决了三农问题，就实现了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性发展目的。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数字化的时代，机器的脚步永远跑得要比人快。有报道称，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切入点和增长点，机器人代替蓝领工人将成为趋势之一。2013年，中国已超过日本跃居为世界第一大机器人市场，那么，在城镇化、农村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6亿农民将被赋予什么样的职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APEC精神的7个关键词：开放、渐进、自愿、协商、发展、互利与共同利益，2014年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也表示，就亚太经合组织推动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已达成共识，将启动并全面系统地推进亚太自贸区的进程。


APCE终究是一个为世界经济作出贡献并支持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在APEC“大家庭”中，从来都不缺大国的纵横捭阖，贯穿一线的是：利益与权力的角逐、金钱与制度的抗衡。而人类至善至尊的归途，终究在于主导性正能量的把控。


任何事物都是一剑双刃，关键在于如何应用。无条件融入全球化，可能会导致弱势经济和弱势群体的边缘化；而主导性融入全球化，则会因优势而长袖翩舞，以弱势而巧嫁善缘，开辟双赢多赢的全胜局面。


这也许就是2014年APEC会议与历往会议的不同之处吧——在APEC的蓝天下，中国不惜举全社会之力，殚心主导占全球GDP56%的最活跃经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未来进程。